隔着玻璃看孙子第一眼时，老周想起四十年前自己也是这样被父亲举在肩头。

医院新生儿科的走廊里挤着七八个人，都踮脚往窗内望。护士把婴儿床推近了些，老周看见那张皱巴巴的小脸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升了辈分。他摸出口袋里揣着的红包，那是昨晚用红纸现包的，纸边还带着剪刀的毛刺。旁边年轻父亲举着手机录像，嘴里念叨着“眼睛像妈妈”。老周没拍，他记得父亲说过，人这一辈子要记住自己从哪里来。走廊尽头的消毒水味往鼻子里钻，他退到墙边，把红包又攥紧了些。

老周教了三十八年小学，退休那天学生送他一个笔记本，扉页上歪扭地写着“周老师像爷爷”。他确实把班上每个孩子都当孙辈看，尤其那些父母在外打工的。有个叫小满的女孩，作业本总是卷边，铅笔用到捏不住才换。老周每天放学留她二十分钟，教她包书皮，用旧挂历反过来折。小满后来考去县城读初中，临走塞给他一包炒黄豆，用作业纸包着。那包黄豆他吃了半个月，每颗都硬邦邦的，嚼着费劲，却舍不得扔。

教育这件事，说到底是把日子过成可以往下传的样子。老周父亲是木匠，不识字，但会做鲁班锁。六块木条咬在一起，拆开容易装回去难。老周小时候蹲在刨花堆里琢磨，父亲从不告诉他窍门，只说“你看木纹往哪边走”。后来老周教学生解应用题，也学着父亲的样子，不直接给答案，让学生自己找“木纹”。有个男孩把鸡兔同笼算了三页纸，最后用画图法解出来，老周在他本子上画了个大拇指。那男孩现在在省城当工程师，过年还寄明信片来。

前些年村里小学撤并，老周被返聘去镇上代课。教室装了投影仪，年轻老师用课件放动画，孩子们看得眼睛发亮。老周还是习惯用粉笔，一笔一画写生字。有次讲“家”字，他让学生回家问爷爷奶奶，老房子为什么要有堂屋。第二天小满的妹妹举手说，堂屋是放祖宗牌位的地方。老周点点头，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写：宝盖头下面，是屋檐，是猪圈，是一家人围坐的火塘。粉笔灰落在袖口上，白扑扑一层。

老周退休后常去村口老槐树下坐。树是曾祖父那辈栽的，树荫能盖住半个晒谷场。夏天有孩子来写作业，他就搬张小桌，摆几个小板凳。有个男孩总写错“舅”字，老周说，你舅是不是常给你买糖？男孩点头。老周说，记住给你买糖的人，就不会写错了。男孩后来每次写“舅”字，都先想想糖纸的颜色。老周觉得，教育不是往脑子里塞东西，是帮人把根扎深些。根扎深了，风来了才站得稳。

护士终于允许家属进去。老周把红包塞进婴儿枕下，手指碰了碰孙子的脸。那皮肤薄得透光，能看见细细的血丝。他忽然想到，这孩子以后要认很多字，算很多题，走很多路。他想起父亲做的鲁班锁，六块木条没有一颗钉子，却咬得紧。他想起小满的炒黄豆，想起那个“舅”字，想起自己教过的所有孩子。走廊里有人喊“周老师”，回头一看，是小满她爸，手里提着红鸡蛋。老周接过来，鸡蛋还温着，像刚从鸡窝里掏出来。